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理论的新突破，也是今年两会的最热词。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水平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水平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要求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如何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当前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动能不足，国际循环存在干扰的背景下，该如何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两会期间，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实现经济健康稳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重要路径。”张宇燕说，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新领域、高技术上的含金量和创新驱动。归结为一点，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在于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为财富创造和普遍繁荣的基本途径。
“在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增长模型中，经济稳步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和资本投入外加一个余值，即经济稳步的增长率减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余值，后被称为‘索洛余值’。由于对经济稳步的增长作出了贡献，索洛余值就变换成全要素生产率，即在经济增长中不能由劳动和资本投入数量简单增加得到解释的部分。”张宇燕解释说，解析索洛余值的基本构成要素，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为咱们提供一把理解新质生产力的钥匙。
经济学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经济持续迅速增加只能来自劳动生产率的不断的提高，也就是单位时间内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生产率提高的直接推动力，无非是技术进步和专业化生产与贸易，而间接推动力则是制度条件。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提升容易理解，在没有技术进步时，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一样能提高人均产出水平，而且分工的细密程度又与产出效率高度相关，其前提是市场交换，否则专事粮食生产者和专事衣服生产者便会缺衣少食。虽然市场交换可以自发产生，但大范围、众多人参与的分工生产和互惠交换，却需要普遍且有效的制度条件，比如对产权的保护与对契约的尊重。“如此一来，基于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之源泉便更加一目了然，新质生产力的指向也就更为聚焦于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落脚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三个来源，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个是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再一个是为技术进步和分工交换提供保障的制度条件。”张宇燕解释道。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会明显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整体上促进经济迅速增加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张宇燕说，假定没有技术进步的前提下，个人之间、企业之间或国家之间，通过“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一样能创造并获得贸易收益，以此来实现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和经济福利的普遍提高。经典贸易理论的底层逻辑便在于此。张宇燕补充道，这里提及的“三易”或三类交换，来自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和《史记》。
溯源经济学理论，分工的好处，早在1776年《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亚当·斯密就从对一家英国制造扣针的小工厂的观察写起了：10个工人，稍加分工，配以简陋的设备，日产扣针48000枚；要是不分工，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论是谁，一定不可以一日制造20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可见生产率因简单的分工而上升了成百上千倍。斯密还进一步指出，分工受市场深度和广度的决定性影响。
一个三户人家的村庄，生产和交换的内容都十分有限，而一个300户人家的村庄，就会出现铁匠铺、木匠房、饭馆、裁缝店、理发店、运输专业户……规模一大，分工也慢慢变得细，福利改进就越显著。在书的最后一章，斯密强调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让人民对自己的财产所有权有安全感、对人们遵守契约有信心，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
“在我看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应该主要落在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三个关键项之上：一是鼓励技术创新，在此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把斯密提到的‘简陋设备’在技术上升级换代、脱胎换骨；二是持续扩大市场规模以使分工专业化更加细密，使潜在的贸易收益更为巨大；三是逐步提升保障产权尊重契约等制度的质量和拓展其覆盖面，也就是保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新质生产力中的‘质’，应该也必须包括制度的质量。”张宇燕说，实际上在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过程中，这三者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分工和专业化过程中通常伴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进一步细化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市场规模扩大带来更大贸易收益，也为更多的研发投入提供支撑；而所有这一切又不能离开正规和有效的司法行政制度，同时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大也为制度升级提供动力或创造条件。
在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下，具体应该向何处发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张宇燕认为，可以从增量和存量两个角度来挖掘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潜力。
如何做大增量？张宇燕认为，国家或企业一方面能够通过加大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催生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另一方面稳步推进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为主攻方向的制度创新，特别是创新推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标的制度成果。“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创新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加大科技投入，更意味着要保证投入的质量，也就是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客观条件的前提下，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财富增长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与此同时，依靠法律、规章、制度对财产权利加以可信赖的保护，分工、交易和市场拓展才会顺利进行。制度安排关注或协调的主要是生产关系，技术创新和分工专业化属于生产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环境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一个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途径是盘活存量。“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已有的人力物力存量中仍蕴含有一定量的增长潜能，这些潜能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来，是因为现在的体制机制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阻碍。”张宇燕总结道，“一句话，是因为我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释放潜能盘活存量的关键在于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有效激励，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
如何理解盘活存量的关键？张宇燕用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工业革命极大地得益于瓦特蒸汽机的使用与普及。但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汽机，而只是改良了蒸汽机。实际上蒸汽机的工作原理甚至蒸汽机本身早在七八十年前便出现了。为什么到了瓦特时代它才得以广泛使用？诸多原因中最直接也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英国的工资比欧洲大陆高出许多，以至于使用机器替代人工变得有利可图。更一般地讲，是生产要素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动催生了对机器的需求并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当今世界与两个多世纪前的情形颇多相似，并主要表现在知识、智慧、数据、创新能力和相关的制度条件等生产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总结道。
做大增量、盘活存量，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角度看，这既是一个发展命题，也是一个改革命题。“而具体的措施，包括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等，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有所体现。”张宇燕进一步分析，引进外资，鼓励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的流动，实际上等于扩大了市场容量。“外部市场竞争加大，对个别企业来讲可能意味着风险挑战。但是从总体和长期来看，这同时也是提升我们自身竞争力，使中国与世界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共同提升的必由之路。不难想象，这种外部竞争压力又能反过来对国内的改革产生促进作用，激励中国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和竞争优势。”
谈及制度型开放的下一步发力点，张宇燕表示，要以更大力度的开放推动更深入的改革。为此，他提出了四点设想。
第一要下大力气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在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与执行规范基础上，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随着政策规章制度的透明度、可信度越来越高，覆盖面越来越广，一个更有活力也更为统一的大市场，将更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更加有效地实现稀缺资源的配置。”张宇燕说。
第二要进一步加大单边开放的力度。张宇燕举例说，针对因为政治问题而无法生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我们可以考虑单方面且有选择地加以实施，并以此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撬动中欧经贸关系的抓手。张宇燕表示，当前主动开放已经迈出步伐，比如我国已经大力度实施单方面免签、零关税、负面清单等开放措施。从行业选择方面来看，我国已经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今后扩大服务业开放将成为我国高水平开放的主攻方向，涉及到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在已签字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我国在服务业开放方面做出了承诺，比如允许欧洲投资者在我国部分城市投资医疗服务业。”张宇燕说。
第三要对标更高水平的规则与标准，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并以加入这些组织为目标积极参与谈判。“在我看来，尽管成为高标准集团正式成员可能困难重重，但参与谈判过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因为谈判是一个绝佳的学习过程，我们能够最终靠谈判来了解、熟悉、理解当今全球经贸体系及其走势，可以通过对标来引领国内产业演进和推进国内的改革进程。”张宇燕说。
“开放的着力点除了‘引进来’，还涉及‘走出去’的方面。”对于如何更好统筹协调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张宇燕提出，可优先考虑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开辟出一块国内大循环的境外延伸带。“我国与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东南亚五国经贸依存度高，历史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更有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铺垫与加持，或许在进行政策或制度设计时可优先考虑给予五国以某种程度的‘国民待遇’。我知道这一想法的具体落地还有不少台阶要迈，但它仍不失为一个有益高质量开放的思路或方向。”张宇燕说。